“经济增长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成功举办

2018年6月18-20日，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国际研讨会（China Conference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在武汉大学成功举办。

在为期两天半的会议中，共有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冰晶助理教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徐立新老师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Simon Alder助理教授等在内的15位学者展示了他们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的工作论文。

6月18日上午，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汛助理教授的主持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冰晶助理教授首先给我们分享了题为“Is Processing Good?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的工作论文。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鼓励加工贸易，并鼓励融入全球市场。同时，企业可以从事加工免税但不允许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公司。相反地，对于普通公司而言，进口受关税限制，但这些公司可以在国内销售。李教授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出口加工对中国的福利影响。通过构建包含贸易成本的模型，这篇文章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来估计多变量Frechét分布的相关参数，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反事实检验。她的这些检验表明中国代理商不允许购买加工产品造成大量福利损失（≈5％至10％），并且对加工进口进行免税时有较小的福利收益（<1％）。同时，中国消费者从这种状态下由于无法购买加工产品带来的福利损失是巨大的。关税的下降和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解释大约50%的加工贸易份额。

图 1：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冰晶助理教授首

接着，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 Chapel Hill）的Simon Alder助理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他最新的论文“Political Distor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Network in China: A Quantitative Spa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这篇论文分析政治家的出生地如何影响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分配。基于一般均衡交易模型和地形特征，Alder教授首先设计近似最优的公路网，然后比较了最优和实际公路网之间的偏差，并检测这种偏差是否可以由中国高级官员的出生地解释。文章结果表明，在高速公路网规划或实施阶段，作为政治家的出生地的县更可能更接近实际网络。同时Alder教授简化形式估计与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通过反事实检验，量化政治扭曲的贡献。

图 2：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 Chapel Hill）的Simon Alder助理教授

最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徐立新给我们展示了他的题为“The War Origi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State Capacity: The Lasting Impact of Taiping Rebellion”的工作论文。徐老师研究了中国太平天国起义（TPR，1851-1864）对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这是历史上最致命的内战，也是中国历史上现代化的关键转折点。分析1776年至2000年的26个县的数据集表明TPR导致TPR地区的人口永久性减少，TPR地区的人口水平（与基准年1776年相比）相对于其他地区，甚至在叛乱之后的十几年仍然低于43％。论文提供的证据表明TPR效应的两个重要渠道是跨地区交易的土地产权和战时内部税（称为Likin）。同时徐老师的这篇研究表明TPR对当前国家能力影响的主要渠道是产权，而不是战时财政能力。通过进行安慰剂测试，徐老师发现在ENSO饥荒（1876-1880）时期，土地产权没有发生变化，也没有出现永久性的人口变化。因此，这篇论文证实了TPR通过战争期间建立的产权和国家能力影响了长期发展。

图 3：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徐立新

6月18日下午，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孙祥副教授的主持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张圣醒助理教授首先给我们展示了其最新工作论文“Intangible, Inequality and Stagnation”。通过构建一种世代交叠的经济，其中管理者（无形资本）的技能对于生产和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管理技能是由年轻工人在工作中由老经理培训时获得的，张教授探讨了总产出和收入分配如何与无形资本随时间和代际的累积相互作用。由于需要成本，因此培训会成为无形资本的投资。张教授表示，当年轻学员面临融资约束时，年轻工人初始禀赋的小差异导致无形资产的分配和积累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同时，对禀赋的负面冲击可能导致持续的停滞和不平等的加剧。

图 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张圣醒助理教授

接着，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超然助理教授分享了其题为“Contracting Frictions with Managers,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Misallocation”的最新工作论文，在发展中国家，合同执行不力使生产性企业无法雇用外部管理人员并扩大生产，陈教授构建了一个模型，其中公司可以通过聘请外部经理来增加其控制范围，但弱合同执行会扭曲这一授权决策，因为除非适当激励，否则管理人员可以窃取公司的产出。企业通过雇用较少的管理人员并增加对管理人员的薪酬来克服这种摩擦，这表现为企业层面的产出楔入。陈教授证明这些特征与来自IPUMS国际数据的跨过证据一致：就业份额和管理人员相对于工人的工资溢价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关。陈教授表明，在这个模型中，扭曲效应在公司生产率上提高，这是任何机制因错误分配而产生大量损失所需的必要属性。然后，他进一步将金融摩擦引入模型，并使用来自中国的企业级数据估算该模型。陈教授发现，该模型可以解释为何大型企业的边际产品比小企业更高这一金融摩擦标准模型本身无法产生的数据特征。我们进一步表明，合同摩擦产生的生产力损失大于金融摩擦。

图 5：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超然助理教授

最后，上海交通大学许志伟副教授展示了其最新工作论文“Flight to Housing”，探讨了在房屋作为安全资产的潜在机制及其总体后果。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资本账户受到严格监管，安全资产短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当经济不确定性很高时，质量好的住房成为理想的价值储备。根据家庭级交易数据和住户调查数据，许教授发现经济不确定性提高了质量更好的房屋的相对价格，特别是在最近的经济放缓期间。许教授将住房资产作为价值储藏引入具有异质家庭和不完全市场的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从而提供了一个理论来帮助理解最近房价与中国经济基础之间的巨大差异。为了制止过热的住房市场，中国政府实施严格的限购政策，限制个人进入大城市的住房市场。许教授的定量分析表明政策干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在高经济不确定性下住房的需求，从而减轻了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然而，该政策还限制了个人进入价值储藏的机会，加剧了安全资产的短缺。结果，个人之间的消费错误分配加剧，社会福利减少。因此，在宏观层面稳定性和微观层面波动之间存在政策权衡。

图 6：上海交通大学许志伟副教授

6月19日会议继续举行。上午，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军助理教授的主持下，来自匹兹堡大学的Marla Ripoll教授首先给我们分享了其最新的工作论文“The Elastic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Substitution, Parental Altruism, and Fertility Choice”。宏观经济学中常见的动态模型一般会使用单一参数来控制个体的消费替代意愿。Ripoll教授先定义了代际替代弹性EGS（Elastic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Substitution），并扩展了标准的dynastic模型，以便将EGS与跨期替代弹性EIS（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分开来。Ripoll教授表明校准的模型为EGS明显大于1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相比之下，EIS的估计表明它至多是1。

图 7：匹兹堡大学的Marla Ripoll教授

接着，来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刘熙莹助理教授为我们分享了题为“Account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的工作论文。从生育和教育出发，刘熙莹教授首先使用包含人力资本和内生生育率的标准模型，来匹配跨国的生育率和教育的规律。同时刘熙莹教授利用该模型得到了与数据类似的数量质量权衡。根据这个模型，刘熙莹教授发现，公共教育的可用性，工资，死亡率是导致所观察到的国际性的学校教育和生育率差异的原因。其中，公共教育可用性的偏差解释了大部分国际分散，工资和死亡率的差异也占分散的很大一部分，成人死亡率的差异比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的差异更为重要。

图 8：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刘熙莹助理教授

最后，来自鲁汶大学（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的David de la Croix教授展示了其最新工作论文“Childbearing Postponement, its Option Value, and the Biological Clock”。生孩子就像投资一个有风险的项目，推迟生育就像推迟了不可逆转的投资。它有一个期权价值，取决于其成本和收益，特别是母亲带来的额外风险。David教授沿着这些方向发展了一种关于生育延迟的理论，探讨了延迟生育对资产积累，收入，初生年龄和无子女的影响。通过将模型的预测与国家青年纵向调查NLSY79的数据相匹配来估计结构参数。David教授的这一研究表明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随着生育而增加，对于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来说，这种增长更为强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初生年龄和无子女率都随着教育而增加。同时David教授使用该模型来模拟两个假设的政策，结果表明提供免费的医学辅助生殖技术不会影响初生年龄，但会降低无子女的生育率；确保母亲免受收入风险的影响有助于降低首次出生的年龄。

图 9：鲁汶大学David de la Croix教授

6月19日下午，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崔静波副教授的主持下，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的冯颖博士首先分享了其工作论文“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她利用所有收入水平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发现失业率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加。她表明，这一事实几乎完全由受过低等教育的工人决定，他们的失业率随着人均GDP大幅增加，而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无关，他们的非失业率与收入无关。为了解释这些事实，她建立了一个具有异质能力的工人和两个部门的模型：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其中传统部门自营职业者的产出没有能力奖励，现代部门的企业在摩擦劳动力市场中招聘，产出随着能力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各国在现代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上存在外生差异。该模型预测，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传统行业将逐渐萎缩，因为逐渐减少能力的工人进入现代部门，导致整体失业率，低学历工人与高学历工人失业率的比率上升。校准后的模型得到的结论和记录的部分国家的状况相一致。

图 10：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的冯颖博士

接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廖俊敏助理教授展示了其题为“Income Effects and Income Differences”的工作论文，廖俊敏教授首先展示了国际收入差异，并说明了农业部门对于理解国际收入差异的重要性，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是理解部分劳动力分配的很重要的因素。传统的结构转型理论使用Stone-Geary来探讨这一过程，但是这一模型得到的收入效应的数值相比于数据是偏大的。接着，廖俊敏教授使用两部门的常替代弹性（Non-homothetic CES）框架来替代Stone-Geary理论进行探讨。最后廖俊敏教授表明，在讨论国际收入差异时，Non-homothetic CES偏好理论比Stone-Geary偏好理论更符合实际。

图 11：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廖俊敏助理教授

最后，来自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Yongseok Shin教授分享了其题为“Computerizing Industries and Routinizing Jobs: Explaining Trends in Productivity”的工作论文。自2000年代以来，美国的总体生产率增长已经放缓。Yongseok Shin教授量化了不同职业和不同行业的差异化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增长对生产率下降的影响。生产中的职业和行业的互补性缩小了生产率高增长者的相对规模，减少了他们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导致其放缓。同时，Yongseok Shin教授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力量，尤其是通过“常规化”生产率增长高于平均水平的职业数量出现了缩减。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股力量被计算机行业极高的生产率增长所抵消，其产出在所有行业生产的投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计算机化”）。最后，Yongseok Shin教授表明，当计算机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在2000年代放缓时，常规化对总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才变得明显，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可以归因于计算机化，它可以替代所有行业的劳动力。

图 12：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Yongseok Shin教授

6月20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丁宇澄助理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晓波教授首先分享了题为“Community Network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的工作论文。张晓波教授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确定并量化了围绕出生县组织的社区网络联系在中国私营企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张晓波教授开发的模型可以用来动态预测公司的进入，部门和空间集中，以及在网络联系活跃时具有不同社会关联度（以人口密度衡量）的出生县的公司规模。张教授使用数据验证这些预测中的每一个，并利用获得的丰富结果来排除其他非网络联系的解释。在对模型进行验证后，他估计结构参数并进行反事实模拟，表明在缺乏社区网络的情况下，1995—1999年期间（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的进入和（初始）资本存量将减少25％，从而推导出对网络活跃的经济体的产业政策的影响。

图 13：北京大学张晓波教授

接着，来自艾克斯-马赛大学（Aix Marseille University）的Eric Girardin教授进行了题为“Taking Off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的工作论文展示，Girardin教授针对中国近期出现的增长下降进行讨论，来判断这是一种长期持续的快速增长后的稳定增长还是过早的增长停滞。Girardin教授对比了日本和苏联的增长，同时关注工业化，以及结合历史来进行判断。Girardin教授将增长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分别称为crisis, stagnation, stable growth, great spurt和recovery，对日本和苏联的增长时期进行划分，并对比了苏联的官方数据和另一种计算方法得到的数据。然后Girardin教授也对中国的增长时期进行划分，表明为了了解现代的工业增长，不应该关注总的工业产出，而应该关注要素产出，不应该关注人均产出水平，而应该关注人均产出的增长。

图 14：艾克斯-马赛大学Eric Girardin教授

最后，美联储堪萨斯分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聂军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题为“Growth and Welfare Gains from Financial Integration under Model Uncertainty”的工作论文。聂军老师通过建立Obstfeld（1994）模型的稳健性（RB）版本，来研究金融一体化对增长和福利的影响。 这一模型可以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观察到的增长与波动之间的关系。同时，聂军老师的模型还将股权溢价之谜与合理的风险规避参数进行了协调。校准后的模型表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金融一体化可以使发达国家的增长和福利收益显着增加。聂军老师的分析解决方案有助于揭示发生这种情况的关键机制。

图 15：美联储堪萨斯分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聂军

为期三天时间的会议，各位专家学者为参会者带来的精彩的论文演讲，各位专家学者充分发言，相互讨论，大会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成功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