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上午9点,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小型专题研讨会在中心C385会议室举行。研讨会特别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杜巨澜教授莅临会议并带来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我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叶初升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冕教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罗知副教授、胡晖副教授以及中心的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共同参加了会议。
杜巨澜老师精彩演讲
研讨会首先由杜巨澜教授作了题目为“Your Misfortune is Also Mine: How Property Rights Insecurity as a Result of Land Expropriation Impacts Household Behaviors in Rural China”的学术报告。他从农村土地征收政策变迁、地方政府补偿标准差异切入,通过梳理地方政府职能和公民信任感间关系的理论分析,以详实的数据和细致稳健的计量分析,循序渐进,层层展开。杜巨澜教授指出,在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会通过土地收入来增加财政收入,现实中常常发生以较低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或者低于正常补偿标准的价格征收土地的政府行为。农民作为土地征收的受众,对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极为敏感。因此,相较于以往产权不安全感的研究文献,他们以农户个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对政府信任感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异质性的行为表现。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和更好地刻画农户的政府信任感变化,他们将农户分为未被征地农户、被征地农户,并将未被征地农户进一步按同县和相邻县区分开。通过数据分析和计量模型检验,杜巨澜教授发现,在同县和相邻县检测组中的未接受土地补偿农户对政府的信任感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在这种补偿标准差异性的影响下,农户可能会通过减少农业机械器具投入、增加土地出让次数和出让租金折扣、减少国有银行存款、外迁打工、增加教育投资等方式来进行风险规避。
杨冕老师精彩演讲
接着,杨冕教授分享了题为“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ource Re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Revisi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 on the China's Industries”的工作论文。杨冕教授从我国当前经济面临发展方式转型和污染防治双重压力的现状出发,提出两个问题:中国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何种作用?这种作用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和行业层面的生产率?通过构建相关理论模型,杨冕教授认为,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一定的侵蚀效应;但对行业层面而言,还会通过提高企业的存活门槛,产生正向的生产率选择效应。因此,环境规制政策对行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后,杨冕教授发现,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主要通过引导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和阻碍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环境规制与行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行业生产率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的选择效应会强于侵蚀效应;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临界点之后,环境规制的侵蚀效应又会强于选择效应。最后,他针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的环境规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在融洽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师生们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和讨论,并对报告和工作论文充分交换了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两位教授的专题学术报告,也让在场的师生们感受到了他们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现实关切和敏锐洞察力、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经济学学术功底。
本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研讨交流会,是以叶初升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新动力研究”的系列研讨活动之一,是对12月27日开展的“研究学分课程”所做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讨。“研究学分课程”以“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为主题,对部分选课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的选题和阶段性的working paper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选课学生分别汇报了他们的研究论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增长效应: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视角》、《农村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结构效应与增长效应》、《企业创新与来自非正式部门的竞争——中国私有企业的证据》、《互联网与社会资本: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等。杜巨澜教授、叶初升教授、肖利平副教授、李汛副教授、郭汝飞助理教授均出席参加并聆听了学生们的内容展示,给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宝贵的机会,促进了师生间的学术交流和深入探讨,带来一次次的思想启迪和智慧碰撞,更从理论上加深了师生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认识,增强了对中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思维和学术表达能力。同时,也为顺利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新动力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通讯员:陈晓佳 马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