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新使命新境界

2014年被人们誉为“改革元年”，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新设计师”的中央集体领导下，改革开放再出发，以“习李新政”为标志，开始谱写中国深化改革、更加开放的历史新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秋时节，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了，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界的一件盛事，也表达了我们对张培刚教授的深切怀念！

张培刚教授所著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为核心命题，以世界经济的变迁和发展为广阔背景，深入探讨当时的农业国、或称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转型的问题，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将会遭遇到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在发展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

作为世界范围内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这本书在国内已经多次出版。我虽然很早就拜读了这本书，但得到张培老亲笔签赠留念则是在1990年8月，那时我刚从意大利留学获得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归来，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等院校受当时的国家教委委托，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全国第一届发展经济学师资培训班，我们邀请张培刚、谭崇台等全国知名发展学者前来人大授课，张培老不顾自己当时年事已高，身体衰弱，欣然前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培老，他亲笔签送了他的《农业与工业化》给我留念。那是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1月出版的版本，我想也应该是张培老的这部著作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个版本吧。1991年3月，湖南出版社以《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为题，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再一次出版了这本书，由于新版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原著做了大量的修正和补充，使内容更为丰满，张培老又于1995年3月，再一次亲笔签送了这本书的湖南出版社版本给我。2002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的题目下，再一次出版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新版《农业与工业化》的上卷，同时以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为题，出版了新版《农业与工业化》的中下合卷，沿着他在半个世纪以前所开拓创新的理论思路，总结研究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新成果。据我所知，在此期间，在海外，还由“花千树”（Arcadia Press）出版了这本书的英文版。这样算来，这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一次出版张培老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已是这本书在国内的第四个版本了，作为一本经济学的学术著作，这样的出版频率还是颇为罕见的，足见这本著作的强大生命力与历史厚重感。

此次《农业与工业化》人大版的问世，恰逢华中工学院1984年第一次在国内出版这本著作30周年。30年，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生命文化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指数，从来就蕴含着不寻常的意义。孔子曰：“三十而立”，就是说，人度三旬，就应该事业有成了。一个人的成长如此，一个学科的发展亦是如此。30年前，发展经济学对于广大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一个十分陌生、只有少数学者在辛勤耕耘的经济学园地；30年后的今天，发展经济学已是尽人皆知，“科学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30年前（1984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区区309,757百万美元，人均GDP299美元；30年后的今天（2013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9.24万亿美元，成为超越西方列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则达到了6，629美元，是中国成为了上中等收入国家。3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以传统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30年后的今天，中国有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不仅仅是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而且是“五化”并举，百业兴旺。

30年，不要说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就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而言，也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间。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30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却开创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东方睡狮已经猛醒，中国巨龙正在腾飞，中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迈开了新的步伐，正在开创伟大的民族复兴，实现壮丽的中国梦想。

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具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一，工业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变主题。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张培刚教授开始构思他的博士论文时，就是以他的祖国——中国为蓝本，试图为这个贫穷落后的古老国度探索出一条富民强国的发展之路。而中国经济的首要特征，就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发达经济。张培刚教授始终强调要研究大国经济，这是他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涌现出的那批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的明显区别。作为一个从中国南方水田中走出来的农民儿子的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深切的感受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唯有工业化才能是使它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济世良方。因此，张培刚教授从探讨经济发展问题的一开始，便将考察对象定位于大国经济，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工业化，无论是作为他传世之作的经典论文，还是他那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水牛论”，无不反映了他经济发展理论的这一显著特征，也是张培刚教授比后来那些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叱咤风云的先驱学者的高明之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张培刚教授在构建他的“新发展经济学”时，将大国经济研究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第一特性，从而坚持了以工业化来谋发展的不二选择。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人一致的赞扬。但是，时至今日，中国依然处于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的转型进程中，。工业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变主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发展极为不平衡，二元结构明显并还在不断深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漫长的转型期间，张培刚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中所阐述的那些基本原理，对我们都具有重大的教益。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的工业化使命任重道远。通过实现工业化来摆脱贫穷落后，富民强国，从来都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梦想。然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轻易而成的。在早期的发展理论当中，就出现了“唯工业化”、“唯资本化”、“唯计划化”的倾向。在实践中，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大国在完成了最初的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后，没有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而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都反映出对于当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道路坎坷，步履艰难。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稳定、持续发展之后，目前正在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持续衰退的预期，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等，都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面临着新的挑战。回顾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历程，也总是伴随着好大喜功、盲目冒进、追求形式、脱离现实等弊端。无论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大跃进”，80年代初发生的“洋跃进”，还是在今天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不顾客观现实条件，盲目追求“去农从工”、“离乡入城”的现象，都反映出人们在理解和认知工业化方面所存在的偏颇。实际上，从讨论农业与工业化问题伊始，张培刚教授以一个“草根经济学家”的本能和敏锐，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从理论上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深入地阐明了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不容忽视，也是不可替代的。并且以后来被总结完善的“四个贡献”，进行了经典式的表述，成为了发展经济学说史上里程碑式的建树。当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从当年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的双重轨迹，发展到今天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五化并进”，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也造成了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资源过度耗费和环境严重污染等众多问题和弊端，如何在新常态下稳健地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此时此刻，重温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会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处于国际、国内新常态环境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新使命。对外，传统的以劳动力的低成本为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当“世界工厂”的外向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尽快调整和升级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避免陷入“李嘉图陷阱”刻不容缓。对内，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涨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首要制约，“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有这些，都已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障碍。正是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党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向国际领域，传播先进技术，输出过剩产能，开拓海外市场，重构区域格局，扩大中国影响，实现长治久安。

第三，工业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更是社会进步的新境界。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演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更是社会进步的新境界。传统农业是在封建土地关系束缚下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在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封建土地关系的经济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严重地障碍了社会进步的步伐。实际上，工业化的进程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地以现代工业取代传统农业的过程，而是要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成长，促进现代民主社会的生成。这是人类社会所要经历的一场深刻革命与重大变革。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悠长历史的少数文明古国之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在给我们留下了灿烂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封建的意识形态，家长式的工作作风，无处不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庸俗狭隘的财富观等等。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尽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推进了半个多世纪，举国上下，高楼林立，交通密布，网络普及，锦衣玉食。然而在这背后，传统的习惯势力，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在很多领域依然普遍存在，甚至占据着统治地位，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近年来所揭露出的党内（高层）腐败的普遍存在，以及腐败行为（大量贪污、持有现金，非法地拥有几十套、甚至数百套住房；包养一个乃至数个异性等）的高度相似，无不散发着封建社会的陈腐气息。因此，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社会的演进，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物质的过程，而是一个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意识形态，深刻地触动人们灵魂的革命进程。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竞争、责任、权利、义务、必须要成为新型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并得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准则，而这也正是张培刚教授所提出的“农业与工业化”命题的主旨所在。我们欣慰地看到，张培刚教授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所希翼的这一社会发展的新境界，在我们今天所力倡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我们今天对于张培刚教授毕生所贡献的经济发展业绩的最好告慰。（中国人民大学 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