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管学院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团访欧盛载而归

应德国杜伊斯堡-爱森大学、奥尔登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波兰华沙经济学院6所院校的盛情邀请，以副院长叶永刚教授为团长的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7位教授和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3位教授组成的10人代表团于2012年5月9日至25日赴上述欧洲院校访问。在紧张而繁忙的出访过程中，代表团总共出席了6场学术会议，同3所大学就学术交流与合作事宜进行了会谈，广泛接触了学术界、工商界和金融界等各界人士，扩大了武汉大学和我院的国际影响。总之，此次出访是我院近年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实现预期目标最多的一次国际交流活动，不仅与欧洲同行开展了深入的学术交流，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而且通过出访凝练了一支国际化的学术团队，向国际学术界展现我院最新研究成果，并在国际合作方面开辟了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一：部分中德双方代表在杜伊斯堡鲁尔区大都市孔子学院大楼前合影

为了让中方代表在有限时间内更多地接触德国社会各界，东道主还精心地安排了一次冷餐报告会和对鲁尔老工业区的访问。冷餐报告会于5月10日晚在杜伊斯堡总商会报告厅举行，杜塞尔多夫大学教授、德国反垄断委员会主席Justus Haucap做了“我们需要一个跨国反托拉斯机构吗：以欧洲的经验为例”的报告。中方几位教授则就德国历史上的《反卡特尔法》是否仍在延续，以及对近期内德国航空公司员工罢工与传统的垄断概念之间如何做出法律解释等提出疑问，Justus Haucap教授一一做了回应。5月12日，东道主安排代表团一行考察了位于爱森老工业区的几家煤矿和炼铁企业。这几家煤铁企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成本过高而最终停产。近年来，一些赋有创意的会展小企业设法在不炸掉厂房和不拆卸机器的前提下，将其改造成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如在旧厂房里举办音乐会、戏剧节等）的场所。这种有创意的改造工程向人们提供了如何使第二产业中“夕阳产业”的某些元素继续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发挥作用，进而使得部分投资存量在动态过程中继续增值的启示。目前，这种做法已被德国经济学界界定为区域政策和结构政策的一部分。

图二：代表团在鲁尔老工业区”Zhche Zollvrein”煤矿考察

主任Hans-Michael Trautwein教授、Jürgen Bitzer教授和 Finn Marten Kδrner博士做了“有关跨国治理的经济学理论的新近展”、“贸易真的有害吗：对萨缪尔森有争议论文的经验追踪研究”、“盈余国家的货币政策：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平衡”的学术报告。由于东道主在会议程序的设计上没有安排太多人发言，却留了更多的讨论时间，因此与会代表在诸多问题上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提问和回应。

图三：5月14日奥尔登堡大学学术研讨会会场

5月15日正值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召开“让可持续发展运转起来：让经济变得更绿的一项动议”的大规模国际会议。作为此次由瑞士联邦政府资助的国际会议，主办方希望有来自中国的代表做一场学术报告。按预先预定，叶永刚教授对该校师生发表了题为“中国学者眼中的欧债危机”的演讲。他用朴实而形象化的语言说明了为什么摆脱贫穷成为中国改革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为什么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可以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成本低来解释而不能简单地用人民币汇率来解释；他还从借债、消费与信用的关系上探讨了欧债危机深化的原因。他充满激情的演讲激起原本对中国缺乏了解但又有兴趣了解的师生们的热烈反响。他们提出了中国是否会或如何对欧盟提供援助、中国储蓄率为什么偏高等问题，我院代表团三人做了集体解答。齐绍洲回答说，中国购买欧洲债券的前提是希望欧方将所借资金用在生产上，在危机过后通过恢复生产活力并增加产出来偿还债务；马颖在回应时谈到，欧盟的合理选择应当是在中国购买欧债的同时对中国出口技术，以求实现欧方与中方的双赢；他还指出，那种把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出口贸易顺差挂钩的说法缺乏理论与事实依据，中国民间储蓄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虽已初步建立但不完善，仍然需要私人储蓄作为补充，此外民间高储蓄率还有家户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考虑；事实上在欧洲不少国家如包括瑞士在内的德语区国家也具有强烈的储蓄倾向。最后，叶永刚幽默地提到借了债是要还的，以此强调将借债用于生产和将借债用于消费在动机和效果上是有差别的。

图四：与Markus Prandini教授和Isabella Zulauf-Poll教授会谈后合影

图五：叶永刚教授在瑞士应用科学大学给该校师生作学术演讲

   访问瑞士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与瑞士信贷银行的银行家座谈。对方公司和机构客户经营部主任Daniel Brunner 博士和信贷研究部副主席Michael Kruse先生接待了我院代表团。我方就欧洲债务危机的新进展以及欧盟相关政策的出台及其效果、瑞士银行业的经营理念、瑞士银行业在国际上久慕盛名的原因、瑞士法郎汇率的确定、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运作等问题提出了质询，两位瑞士银行家均作了解答。双方还对瑞士信贷银行在中国中部地区开展业务的可行性、双方如何展开实业界与银行界的合作以及到对方国家开展实地考察和培训等问题进行了磋商。整个会谈过程是轻松而富有建设性的。

图六：我院代表团在瑞士信贷银行与该行银行家座谈

我院代表团出访的第四站是瑞典哥德堡大学商学、经济学与法学学院的经济系。代表团到达时，学院国际交流部主任Catharina Miklin.女士出来迎接。她和助手代表学院欢迎代表团一行，并介绍了哥德堡大学的历史与瑞典的风土人情。学术讨论会于下午一时开始。经济学系系主任Arne Bigsten教授、Bo Sandelin教授和Joakim Ruist博士被安排在研讨会上分别做题为“中国应当向瑞典学习什么？”、“欧盟经济中的瑞典”和“瑞典的移民与失业问题”的报告，相应地，我院李卓、齐绍洲、叶初升三位也做了发言。双方围绕演讲内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后，部分中方代表还对感兴趣的领域与瑞典教授商谈了展开个人之间合作的潜力。

图七：代表团与瑞典哥德堡大学Arne Bigsten教授和Bo Sandelin教授合影

5月21日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合作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会议室召开。会前，该系Lennart Erixon教授将代表团一行带到挂满了该系著名经济学家的照片前简短地介绍了该校的历史，并不无骄傲地指着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unnar Mydal的照片说他曾经在这里工作多年。开幕式由系主任Jonas Häckner教授主持，令人感到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开幕式上安排Aders Äkerman研究员用一段中文演讲来欢迎代表团一行。东道主待客之热情，使得我们这些初次访问瑞典的代表团成员一下子感到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院叶初升、马颖、郭熙保先后在会议上做了报告。对方Martin Folden, Aders Äkerman, Bo Larsson, Johan Söderberg, Annika Alexius和Lennart Erixon分别作了“金融危机期间瑞典的经济政策”、“瑞典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国际贸易”、“我们从新凯恩斯主义那里那里学到些什么？”、“瑞典的货币政策与失业”、“瑞典模式的定义与绩效”的学术报告。研讨会开了一整天，无论在会上还是会下，中瑞双方代表对两国的发展模式、当前欧债危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前景等会议所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双方均对会议成果感到满意。

图八：5月19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会场

波兰华沙经济学院是代表团出访的最后一站。5月23日，按照东道主的构思，主题为“对当前中国和波兰经济绩效中的问题的评价”的首届华沙经济学院—武汉大学学术研讨会在该院主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分为上午的“第一部分产业与竞争力”和下午的“第二部分转型与结构问题”。会议由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Günter Heiduk教授主持。中方代表团全体人员都做了演讲，波方Marzenna Weresa, Piotr Maszczyk, Günter Heiduk, Ryszad Rapascki, Agnieszka McCsleb 和Günter Heiduk先后以“危机阶段的创新与竞争力”、“转型国家中资本主义的新变种：波兰的案例”、“从私人债务到主权债务或者还有第三轮吗？波兰的案例”、“从比较观点看波兰经济的强项和弱势”、“在波兰的中资公司”、“移民与跨代关系：波兰与德国”为题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双方就感兴趣的话题表述了各自的观点，发言者认真地做了回应。

图九：5月23日首届华沙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研讨会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