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成功召开

2009年7月3-5日，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主办，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第三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隆重召开。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台湾逢甲大学、中国银行业协会、《光明日报》等高等院校和期刊社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会议收到了80多篇论文。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部分师生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分专题围绕“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策略”、“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和“建立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4个领域展开了讨论。
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策略
有学者认为，发展创新基金对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扩大就业容量，进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当前已具备了进一步发展创新基金的支撑条件。有学者从台湾的发展经历入手，讨论了最适外汇储备持有量问题。认为以台湾目前持有外汇储备数量之多，应该考虑建立应对未来金融风险的财富基金。
有学者指出，金融海啸主要是由于金融信用过度扩张的结果，金融政策必须考虑健全金融监理制度、加强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扩大内需、加强两岸的金融合作等。另有学者认为，这一次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性贪婪，而在于对人性的制度约束特别是金融监管的缺乏，为此人们应重新思考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关系。有学者分析了利率与资产价格的关系，指出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偏离导致了资产价格的飙升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指出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关注通货膨胀，而且需要关注资产价格配置资源的经济绩效。
二、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有学者主张规避竞争极限，创造合作红利。过度的无限制的竞争有诸多方面的消极后果，不能用过度竞争来管理全球金融，要形成全球4个公约。在中国银行业中要防止过度竞争。有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最大的障碍是行政壁垒及地方保护主义，而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起点在于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合作。有学者指出，东中西部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利益的“分享式改进”。有学者探讨了城市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影响。认为城市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传递机制、协调机制的影响和制约上。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学者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山东省进出口额有显著影响，对外资利用无显著影响，对国内消费与投资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有学者利用台湾1978至2006年的季度资料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台湾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取得了成效，金融发展成为经济成长不可忽略的因素。有学者探讨了台湾实行开放海外观光旅游政策在长期内对经济体系（外汇储备、旅游价格等）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外观光客人数增加，对一经济体系内部外汇储备的影响将视进出口价格弹性绝对值之和是否大于1而定。有学者对经济发展相关变量是否会影响贪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失业率、低收入户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与贪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用在经济发展上的财政支出、识字率与贪污状况呈现反向关系。
有学者主张经济增长要有利于穷人。在亚洲国家，要促进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有学者从澳门的制度特征出发，考察了如何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探索减贫消贫的新路径。有学者认为企业机制与价格机制的良性互动对于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多种市场结构的不同，探讨了商业特许经营模式出现的条件。认为特许经营模式是交易效率充分改进所导致的分工演进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有学者回顾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汉密尔顿“工商立国”和杰佛逊“农业立国”思想的争论以及美国最终选择“工商立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历程。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有学者则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创新停滞做了考察。
四、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经济主要体现在发展中经济、转轨经济、大国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四个方面。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应当包括发展思想的演变、经济结构的转变、发展要素积累与效率改善、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等6个组成部分。
有学者就新贸易理论对发展经济学近年来颇为活跃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人口流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贸易政策理论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展开了分析，并就新贸易理论问世以来对发展经济学带来的影响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做了评价，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前景做了展望。
有学者分析了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因素。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缺乏供给弹性－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另有学者认为，传统部门的技术落后，人力资本比重低下，决定了劳动生产率低，因此，传统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比较稳定地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隐蔽失业劳动力的存在使得现代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比较平缓，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缓慢。
有学者发现，宏观数据显示消费不足而家庭微观数据显示消费充足。其原因在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偏低。此外，服务业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率明显上升，意味着中国政府应该加大服务业的供给，降低居民消费成本。
有学者认为外资企业与我国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是很弱的，主要表现为外商制造业采购非本地化，FDI在我国的投资模式呈现出“群居链”态势，由此造成了跨国公司产业链与本地企业脱节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陈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