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心举办“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讨会”

2006年4月21日上午9点，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第6会议室，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举办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前沿专题”理论研讨会。这也是光明日报理论部《经济学前沿视界》系列主体学术探讨活动之一。作为国内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重镇，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顺利地成为了光明日报理论部首批所挑选的十家研究团队之一。
光明日报理论部孙明泉副主任、经济记者张雁博士以及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师生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简新华教授主持。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教授首先作了题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思路”的主题报告。他介绍了近些年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新兴分支，目前仍然在不断地发展之中；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个学科的交叉领域，也是社会科学家们近些年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社会资本关注人际网络、共同规范、诚信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注人际合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社会资本的引入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为发展经济学展示了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社会资本理论成为了新千年发展经济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动向。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颖教授认为除了刚才郭教授所谈到的社会资本理论之外，进入新千年，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还出现了如下几个值得人们注意的动向：1、探讨种族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对民主化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3、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4、对以前发展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如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对金融发展等问题的深入思考，5、对经济史的重新考察。本世纪初以来发展经济学这些新的研究动向一方面反映出发展经济学研究与主流经济学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流经济学开始超越以前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新古典传统，转向视野更为开阔的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加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
同样是注意到了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的趋势，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文建东教授则具体关注近些年来主流的新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融合的理论趋势。虽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有区别的，但是两者仍然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两者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彼此融合的基础。新增长理论有标准的模型、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需要学习的；虽然新增长理论最近开始关注制度、工业革命、人口转型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但是新增长理论仍然缺乏对结构转换、收入分配等结构问题的研究，新增长理论仍然无法代替发展经济学。
最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叶初升教授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角度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化趋势。对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学科地位问题，经济学界始终充满着诘难和争议，叶初升教授毫不回避这一问题。叶初升教授认为一方面发展经济学近些年的发展有非常强的微观化趋势，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不过是应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拼盘”，发展经济学研究仍然处于缺乏微观基础的“无根”状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发展经济学在自己特殊的分析空间中应该构建微观基础、形成理论研究范式，从“前科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常规科学”。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四位教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极大地开阔了师生们的视野，也引起了师生们极大的兴趣。会上，就四位教授所介绍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师生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问：请问文教授，我们都知道增长和发展是有区别的，但是如今新增长理论在解释了内生技术之后，开始考虑以前新古典所没有考虑的很多因素。包括发展经济学所考虑的很多东西，例如制度因素、市场缺失、人口转型等等，两者现在出现了一些趋同的趋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趋势？
文建东：最近新增长理论由于对很多发展问题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出现了很多交叉的领域，新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趋势。新增长理论有很多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是值得发展经济学借鉴的。正如刚才叶初升教授所说发展经济学本身缺乏自己的根基，但是发展经济学可以向新增长理论借鉴。值得指出的是，新增长理论无法代替发展经济学，新增长理论的研究现在仅仅只是涉及到了发展经济学一个非常小的领域。
问：马教授，您刚才谈到了非洲的发展问题。我注意到您在演讲中提到，非洲的种族问题特别严重，这是非洲发展缓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请问，您认为现阶段非洲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非洲国家的政府现阶段能够采取的发展策略又是什么？
马颖：非洲的发展是一个悲剧，发达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通过对非洲的掠夺和殖民，完成了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非洲的发展被人们遗忘了。种族问题是非洲经济无法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地区如果总是处在屠杀和仇恨状态，那么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非洲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寥寥数语无法概括。但是构建良好的基础设施、改善和普及教育、改善协调种族关系、构建能够与经济发展形成互动的社会资本对于当前的非洲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郭熙保教授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介绍引起了与会师生的极大兴趣。很多提问和讨论都是围绕这一主题的。
问：请问郭教授社会资本是如何度量的？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成型的研究成果。
郭熙保：社会资本理论还是一个新兴的理论，还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社会资本的度量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方法，有的经济学家用社区组织的数量来度量，有的经济学家用宗教信仰的人数比例来度量等等，方法繁多，五花八门。概念的界定不统一，严格统一的度量就更加无从谈起，所以有很多学者对社会资本持怀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这也是社会资本理论在其发展中所遇到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在1960年代初人力资本的概念提出来的情形。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理论的发展，社会资本的概念会慢慢为人们所接受，社会资本也会逐步克服这些困难，形成一个比较完善和严格的理论体系。
问：请问郭教授，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
郭熙保：社会资本与人际关系有重合的地方，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际网络、共同规范、信任合作这些内容，其内涵明显要比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要广泛得多。社会资本和关系一样，有积极的社会资本，也存在消极的社会资本。现在的问题在于社会资本理论本身还在不断发展中，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是对传统理论的一种补充。
孙明泉评论：我感觉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非常有意义，比如说，传统农村广泛存在的宗族社会形式以及形式多样的农村合作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本，能够替代法律等正式规则起到协调人际关系、改善人际合作等作用，但是在建国后，农村这种自发的合作组织一律被禁止……
郭熙保：这在社会资本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以前农村有很多非正规的组织，通过各种人际网络将单个的农民彼此连接起来，农村很多经济活动是在这种人际网络中完成的，农村很多交易也是由这些非正式制度和组织保证的……
孙明泉：是的，例如以前农村哪家盖房子，只需要一招呼，村民都去帮忙，不收取报酬，很快房子就盖起来了，盖房子的成本还很低。这都反映了在这种良性的人际网络、自发性组织的规范下，交易成本实际上大大低于正式市场制度的交易成本。
郭熙保：的确，制度不仅仅只是正式的法律制度，非正式的制度、自发组织的人际网络、信任合作实际上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的运行不仅仅要靠正式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还需要靠社会自发性组织、非正式规则来规范。在正式制度和组织之外，非正式制度、自发的民间组织仍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非正式制度、社会自发网络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正式制度规则不能替代的。我们总是感叹：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倡共产主义理想，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但是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现在是岌岌可危。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多半是家族企业，这中间仍然有一个信任问题。自己的亲戚，自己了解，用自己熟悉的亲戚能够降低风险。因为中国正式的市场还不完善，而在正式的制度组织之外，非正式的制度组织等社会资本缺失，这样使得人们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风险加大，因此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民营企业倾向于用知根知底的“家里人”。在我看来，忽视非正规制度，忽视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盲目地用正式的制度安排、正式的组织代替经济中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制度、非正式组织，限制社会资本成长的空间，反倒会使经济处于目前这种诚信缺失、规则废弛的状况。具体到中国农村也应该允许在正式制度和组织之外，农民自发地组织应该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和社会资本理论一样，发展经济学的范式问题也激起了与会师生热烈的讨论。
问：我感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范式都差不多，请问叶教授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经济学一般的研究范式有何不同？
叶初升：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界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它界定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偏远的云贵山区，当地想通过扶贫基金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脱贫。结果一年之后扶贫工作人员重新走访当时领取扶贫贷款的农户，当地农户在床底下拿出去年的扶贫贷款，分文未动，还给扶贫基金。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很大，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规范的发达国家的个人选择有很大的差距。这应该给发展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来规范界定发展经济学，但是如何做到与主流经济学相联系，但是又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叶永刚教授问：刚才听大家谈了很多关于发展经济学范式的问题,，我想问：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金融学有无共同的范式？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从问题出发还是从范式出发？能否转变研究的思路，研究实际问题，研究中国特殊的问题，研究湖北的特殊问题，进而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马颖：这并不矛盾，发展经济学就是由于问题而诞生的。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形成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情况与成熟的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经济学家需要研究，由此诞生了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学科。但是在经济学家的研究过程中，范式会慢慢形成。实际上，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把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的脑袋家在一起也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有耐心，需要时间，需要积淀，要形成发展经济学的中国范式至少需要二十年的积累……
叶初升：我插一句，范式是有层面的，也有研究领域的划分，它限定了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模式；范式非常重要，它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发展经济学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金融学都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要遵循同样的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些学科领域不同，在各自的领域内又有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刚才马老师也说了，范式和问题实际上并不矛盾。
叶永刚：接着刚才马老师，在二十年之后范式才能形成，那么我们在范式形成之前做什么？始终在研究范式？不研究实际问题？
马颖：我说的至少二十年主要是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这不是没有可能，印度经济学家这方面比较好，主流经济学已经开始承认印度经济学家的研究；同时，斯蒂格利茨在肯尼亚、阿克洛夫在印度长期研究当地经济的特殊问题，主流经济学也承认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经验和相关研究。
叶初升：一般来说，很少有经济学家什么问题都不研究，仅仅是空洞的研究范式问题。范式的形成也不是某些人专门研究某种范式，然后号召大家都来遵循这样的范式。范式是在我们平时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众多的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慢慢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大家都遵循它，范式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规范以后的研究，指导以后的研究。一个学科在这个过程中走出“前科学”的阶段，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常规科学”。
简新华：问题研究和范式形成一点都不矛盾。基本的过程应该是，先是有现实问题研究，在问题研究中范式开始逐渐形成，这些形成的范式规范后续的研究，大家在范式的规范下继续研究现实问题。
叶初升：这也是库恩所说的范式形成过程。
最后简新华教授对今天的研讨会作出了总结。
简新华：今天的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各位专家对发展经济学前沿的介绍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讨论也很精彩。其实我个人感觉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大有可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老先生是中国人，现在还健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发展问题，同时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也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之一，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如何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将中国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