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

我中心主任郭熙保教授一行赴台湾逢甲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4-09-11 09:37:15

“创业家精神与经济转型与哈耶克思想”研讨会于2014年8月28-29日在台湾逢甲大学召开。会议共接受39篇论文。来自大陆(包括武汉大学、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台湾(包括逢甲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政治大学、交通大学等大学)和香港树仁大学共十余家单位的约4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逢甲大学经济系主办,应台湾逢甲大学经济系之邀,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教授、副主任叶初升教授、王今朝教授、罗知副教授和经济学系副主任李雪松副教授一行五人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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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8日下午,郭熙保教授主持了第二个经济发展议题,并就题为《从统一增长理论观察中国大陆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兼论中国大陆长期推行一胎化人口政策的后果》的论文做了报告。本文首先对统一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模型结构进行了介紹。然后从统一增长理论角度把中国大陆两千年來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停滯、起飞和持续增长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型的特征,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同時指出,计划生育导致了中国大陆人口的“超速”转型和质与量的转变,这使得中国在获得“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因人口老龄化而对经济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西方国家实现人口转型是一个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它们在老龄化到来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准,老龄化对其影响相对较小。而中国大陆的人口转型则是通过政策干预来加速完成的,带有超前性质。本文通过对统一增长理论模型进行补充,揭示了计划生育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内在过程,对比了自发老龄化和人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了继续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危害。最后,给出了新时期应对人口转型问题的对策思路。郭熙保主任还就独立学者罗小朋题为《互惠性地方主义:改造中国模式的一种构想》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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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初升教授就题为《社会资本影响家户福利的门槛效应:中国农村贫困陷阱问题的一种微观计量分析》的论文做了报告。叶教授认为,社会资本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复杂和微妙的。虽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非常贫瘠的贫困人口需要社会资本,希望分享社会资本正外部性的阳光,但是,社会资本构建的主体际性可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排斥极度贫困的穷人,社会资本很难“一厢情愿”地、“单向度”发挥正常的功能。因此,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福利的改善是有条件的、有门槛的。他们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上对这个门槛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的贫困陷阱问题研究文献多集中于宏观层面而较少深入微观层面、重理论模型建构而轻实证检验之不足。该项研究不仅仅是调和了学者们在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福利问题上实证分析结论之冲突,更重要的是找到了穷人的社会资本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与环境,因而对于减贫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叶初升教授就逢甲大学李文传副教授的《警察与犯罪率》一文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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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松副教授做了《个体性社会资本、集体性社会资本与自评健康——基于2011年CHARLS微观数据的分析》的报告。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除生理因素之外,社会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不可忽视,特别是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采用了 2011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探讨了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收入、婚姻状况以及滞后期健康等因素的影响下,个体社会资本对健康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采用两种度量方法而得到的集体社会资本对健康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其中通过社区基础设施以及团体组织种类而度量的集体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Ⅰ)对健康有促进作用,而由个体社会资本进行加总得到的集体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Ⅱ)对健康具有抑制的效应。此外,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不存在交互效应,集体社会资本的增加并不能显著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并且从多层次分析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来看,集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社会资本影响自评健康的系数没有直接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集体社会资本与个体社会资本不存在交互相应的结论。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康促进策略的思路,并对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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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知副教授则做了《等待还是跟进?企业界应对投资政策不确定性的一种集体策略》的报告。近年来,企业如何应对政策不确定性使其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工具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文尝试放松实物期权理论的一个隐含假定,提出企业界应对投资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集体策略:“先行先试+观望等待”,即部分企业选择先行先试,客观上有助于消除投资政策不确定性;其他企业选择观望等待,短期内减缓投资。在实证上,本文采用年初计划投资额与年末实际投资差额度量投资政策不确定性,构建了一个具有省级投资政策不确定性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省级正职领导人变更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发现,在2001-2007 年间,面对投资政策不确定性,与政府联系紧密的企业短期内增加投资,其他企业短期内减少投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为企业界集体应对政策不确定性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罗知副教授还受邀就逢甲大学颜厚栋教授等三人合作撰写的《交易成本创业家精神:以信义房屋与王品集团为例》的论文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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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教授做了题为《从中国内需不足内涵和根本影响因素看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对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怀疑和证伪》的报告。王今朝教授的主要观点如下:哈耶克过于强调市场的观点可基于中国内需不足的性质和原因从两方面加以证伪。(1)一种观点把中国消费内需不足视为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但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有的消费内需占 GDP 比例提高,而相应导致其他消费占 GDP 比例下降,还有一些消费占 GDP 比例则保持不变。因而,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是导致中国内需不足,而是导致内需合理性程度降低、扭曲程度加大。而把衡量消费合理性的标准的存在性作为公理,则一个衡量消费合理性程度的指数体系可以构建。据此指数,唯有改变收入的差异,才能提高中国消费的合理性。市场对此难有作为,政府计划则大有用武之地。(2)把中国消费者按照收入水平从低向高排列,基于中国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核心消费结构在最大限度地阻碍了中国从最低收入水平家庭向上的最大比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核心消费范畴的出现是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最根本影响因素。因而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这种消费范畴消除构成中国消费需求扩大的一个前提性条件。目前,尚无法看到依靠市场机制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因而,依靠政府计划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计划不同于中国1949-1980 时期的计划。台湾研究哈耶克思想的资深学者谢宗林教授受邀对文章进行了点评。王今朝教授在受邀对逢甲大学陈建元副教授论文《企业家精神与空间发展关系之研究——以远雄集团在内胡科技园区开发为例》进行点评时特别指出,熊彼特的创新精神概念早就包含在马克思的“主观能动性”概念之中,而这种包含的科学性本身较弱。(王今朝)